《雷雨》:文本曾大改六次 一部漂流于时代的剧作

来源: 新京报 
《雷雨》:文本曾大改六次 一部漂流于时代的剧作

[导读]《雷雨》的剧本,自1934年7月面世以来,随着时代的更迭历经数次修改,而不同版本之间既有传承,又有因时代变迁而产生的更动。《雷雨》“最后定本”是根据1957年“戏剧一版”修改的,而曹禺本人对这个版本评价很差。

原标题:《雷雨》文本曾大改过六次 是一部漂流于时代的剧作 

《雷雨》的剧本,自1934年7月面世以来,随着时代的更迭历经数次修改,而不同版本之间既有传承,又有因时代变迁而产生的更动。《雷雨》“最后定本”是根据1957年“戏剧一版”修改的,而曹禺本人对这个版本评价很差。

《雷雨》从其诞生到曹禺去世,先后被《文学季刊》、文化生活出版社、开明书店、人民文学出版社、中国戏剧出版社、四川人民出版社、花山文艺出版社、十月文艺出版社等机构出版发行。目前北京大学学术团队正在进行新版《曹禺全集》的编辑。这部“全集”以学术标准,全面体现曹禺各剧作的历史变迁。新京报专访北京大学王风教授,梳理曹禺名作《雷雨》不断演化的过程。

  重编《曹禺全集》增补四成文章

新京报:《雷雨》有新的版本的演出。得知北京大学团队目前正在重编《曹禺全集》,这个采访就以此开题吧。为什么要再编《曹禺全集》?

王风:目前市场流通以及学界使用的《曹禺全集》,是由前辈学者田本相先生主持编辑的。他是著名的曹禺研究专家,与曹禺先生有颇深的交情。这部《曹禺全集》,1996年由河北的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,也正是在出版当年曹禺逝世。这一版本的“全集”,学术界已经使用了二十多年,为曹禺研究提供了基础性的文献资料,做出历史性的贡献。不过,当年的编辑相当仓促,只花了几个月时间。版本选择比较随意,文本也没有经过校勘。就目前学术研究发展的状况,已经不敷使用。我们大概在两年前,启动重新编纂《曹禺全集》的项目。

新京报:目前这版新编《曹禺全集》的编纂情况是什么样的?

王风:曹禺的作品大致可以分为两类,一是剧本,主要是话剧剧本;二是各类文章,也包括极少量的小说和诗歌创作。此次重编《曹禺全集》,主要涉及几个方面,一是尽量收全他的作品,花山版的《曹禺全集》收文约300篇,我们现在已经收集到500篇左右,增补了四成。另一个就是依照文献学要求,调查版本,进行校勘。这主要是剧本,尤其早期的几部名剧,历史上改动非常频繁,其演变过程相当复杂。

以《雷雨》为例,大的改动就有6次,这些大改不但牵涉情节,甚至影响作品的立意。我们的工作,是通过版本调查与选择,采用校勘的手段,将这些剧作的变迁史反映出来。目前“全集”的校勘已经基本做完,虽然最近受到一些意外因素的干扰,但并不影响我们按照原计划完成整个工作。

《雷雨》文本有多个版本

新京报:能否请你梳理一下《雷雨》的版本情况,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版本?

王风:这方面我们的分卷主编更清楚,我只能谈个大概。《雷雨》是1933年写成的。1934年经巴金推荐,发表在他任编委的该年7月《文学季刊》第1卷第3期上,这是最早的版本,即“初刊本”。到了1936年1月,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单行本,这个出版社也是由巴金等人创立的。这是第二个版本,即“初版本”,可以看作是《雷雨》最早的一个“定本”。在成书过程中,曹禺做了非常认真的修改,根据我们现在的校勘,有六七百处改动。主要是技术和文字方面,比如鲁大海的年龄由20岁改为27岁,这是因为周萍28岁,他们的母亲侍萍和周朴园的秘密关系不可能维持8年之久。

曹禺几部名剧如《雷雨》《日出》等,广受读者欢迎,销售情况非常好,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,重印了二十多次。抗战期间,出版社不断搬迁,沪版之外,还有渝版、桂版。不过在不断重印的过程中,曹禺还是时有修改。举个明显的例子,鲁大海的身份变了,他原来的身份是“工头”,还是鲁贵运动来的,后来就改为“工人”。为什么要改,与当时曹禺周边的朋友和批评界有关,李健吾、周扬等都认为鲁大海的身份有问题,显然“工头”是“工人”的对立面,当时曹禺跟左翼人士的关系也比较近。不过民国时期的这些修改,并未对作品的立意产生影响,这与1949年后的情况不一样。

新京报:这我可以理解,1949年后是新的时代。那么曹禺对《雷雨》都进行了哪些修改?

王风:首先是1951年开明书店出版的《曹禺选集》,收了《雷雨》《日出》《北京人》三个剧本。曹禺对几个剧本都进行了面目全非的大改动,《雷雨》 的序幕与尾声删除,第一幕到第三幕大概改了1500多个地方,第四幕则重写。这一幕出现了一个新的人物乔松生,身份为省议会的参议,和周朴园商量如何镇压工人运动,他们不断提到矿上的“英国顾问”的意见,这代表的是帝国主义的介入。这个版本试图建立新的基础,即以阶级斗争为主线。侍萍、鲁大海、四凤属于被压迫阶级,阶级感情替代了伦理困境。鲁大海属于先进阶级的代表,侍萍揭露了周朴园的真面目,四凤觉悟了跟母亲离开。原剧最后死了三个人,四凤与周冲触电身亡,周萍开枪自杀,到这个版本一个没死,全剧结束于矿山工人暴动的消息。此版本不但改动大,而且颇为扞格。《雷雨》的情节核心原是伦理困境,直接转为阶级对立,是很难衔接妥当的。

新京报:改动可以理解,但改动这么大还是让人觉得意外。

王风:这当然是由于时代的变化,但也有曹禺本人的原因。曹禺的性格比较谨慎,当时他是过于努力地想去适应新时代的要求,以至于修改超出了作品的承受能力。开明版的《曹禺选集》是茅盾主编的“新文学选集”的一种。当时这套丛书的选择标准,是1942年毛泽东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之前成名的作家,当然还需要立场至少没大的问题才能入选。与此相对应的是周扬主编,此前就开始出版的“中国人民文艺丛书”。这其中隐然有新旧的差异,还有“革命文学”和“进步文学”的区别。“新文学选集”分两部分,一是已故作家的作品,一般只是选;二是在世作家的作品,其中如郭沫若、茅盾、巴金、老舍等,当然也包括曹禺,在文艺界有着很高的地位,这就涉及改。改动幅度大小不一,曹禺属于改动很大的。

新京报:这个版本除研究者以外,几乎没什么人知道了?

王风:其实几年后,这个版本事实上被废弃了。1954年6月,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《曹禺剧本选》,同样收录《雷雨》《日出》《北京人》三剧。这个版本抛弃开明版,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“文化生活版”的基础上再次修改,基本回到原来的情节框架上,相对而言从容多了。但还是改得相当厉害,序幕与尾声删除之外,改动将近2000处。尤其在第四幕改了近600处。阶级的主题还是存在,但不像开明版那样大动情节,主要还是人物性格的调整,比如鲁大海代表工人阶级,周朴园代表资产阶级,这种阶级身份所应具有的“典型性”,是被强调的。在五六十年代,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现代作家作品具有标准版本地位,因此,正如文化生活版的《雷雨》可以看作民国时期的“定本”,人民文学出版社的《雷雨》可以看作那个时代的“定本”。

随后,中国戏剧出版社于1957年、1959年先后两次出版了《雷雨》的单行本。尤其“戏剧二版”,删节很多,有些地方整页整页删去,篇幅有相当规模的缩减。我们判断,这主要是为了控制时长,适应当时演出的需要。

新京报:那么再往后,《雷雨》文本又是什么状况?

王风:1979年-1985年,四川人民出版社与四川文艺出版社,陆续出版了8种曹禺的主要剧作。曹禺都作了比较仔细的修改,并表示“以后演出以此版为准”。从作者的意图来说,这是他的最终“定本”了。不过他所据以修改的底本并不统一,比如《日出》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文化生活版,《雷雨》《北京人》则是1949年后的版本,因此新时期的《雷雨》并未全面回到原始创作的基础上。当时曹禺选择据以修改的版本的依据是什么,还不太清楚,我估计是手边有什么就用什么。《雷雨》是根据1957年“戏剧一版”修改的,而曹禺本人对这个版本评价很差。所以这次修改可说是“最后定本”,但并不反映作者的“原始意图”。

梳理《雷雨》的版本链,也包括《日出》《北京人》,可以说有三个“定本”: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“文化生活版”、五十年代的“人民文学版”、新时期的“川版”。从这几部名剧的版本史,可以看到漫长的时代光谱的变化。

无需标准化看待《雷雨》剧作

新京报:你提到《雷雨》的“原始意图”,具体是什么?

王风:《雷雨》最早的单行本,附有作者的《后记》,里面提到当时的评论,认为这部作品是“暴露大家庭的罪恶”。这是很可以理解的,也是“新文学”常见的主题,巴金的《家》就是这个主题,鲁迅也提到《狂人日记》“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”。《雷雨》确实很容易被定位成“社会问题剧”或“家庭伦理剧”。不过对于这一说法,曹禺只是相当勉强地予以接受。他的意图是要表现“天地间的‘残忍’”,人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,以悲悯来写这些人物的冲突。

因此《雷雨》的最初意图还是“人”的终极性问题,或者更具体说,是“命运”。人物的身份被派定,其归宿仿佛也是命定的,无法逃脱,所谓“天地不仁”。其实不止《雷雨》,《原野》更是如此。《日出》以及《北京人》中的曾家,多少也是如此。在曹禺早期剧作中,“命运”显然是核心主题,是他安排人物和情节的动力,这甚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戏剧对他的影响。

当然,由于他安排戏剧冲突和塑造人物个性的天分,这些戏剧本身就容纳丰富的弹性。《雷雨》是一个家族的故事,从社会批判的角度去理解,也顺理成章。而各个人物都有其社会身份,那么做些改动,纳入阶级斗争的立意,并不十分困难。

新京报:那我们现在重新看待《雷雨》,应该站在什么样的角度去理解?

王风:我并不认为需要确定一个终极的、标准的《雷雨》。从作者角度来看,曹禺一生也是变化的。不断地改写,固然有外部因素导致的不得已,但也不能否认有他内在的思想变化。一直到八十年代他自称的最后定本,《雷雨》的序幕和尾声都没有恢复。因此,《雷雨》既是一个剧本,也可以看作是时代和作者互动的一组剧本,我们不能说三十年代的曹禺才一定是“正确的”曹禺。

另外,剧本最终要经过导演和演员呈现于舞台,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演绎。1949年前有些商业演出,突出其中的“三角”,《雷雨》中的所有人物,除鲁大海外,都在不同的“三角”关系中。五六十年代的演出,周朴园和侍萍之间剑拔弩张,完全是阶级仇恨的关系。九十年代又有导演用文化生活版来排演。或许未来某一天,又有新的形态。《雷雨》是名作,名作之所以能长久存在,一方面是作品本身的因素,另一方面也是不同时代有不同的阐释可能。

再有就是作品最终是呈现于观众的,不同时代的观众,同一时代的不同观众,理解可能完全不同。乱伦、家庭、阶级、命运,都可能是接受的视角。固然可以说这是误解那是误解,但误解也是一种理解方式。还是那句说俗了的熟语,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。关键在于,由于曹禺塑造人物和构造情节方面的出色才华,《雷雨》有着强大的张力,如此提供了各种改造的承受力,以及多元复杂的理解和阐释维度,这可以看作它的荣誉。

责任编辑:刘子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