广州南石头日军细菌战屠杀记录者吁尽快建立纪念馆

来源: 广州日报  作者: 杨逸男

[导读]二十二年前,现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谭元亨在广州白云山、南石头、中山医和各大档案馆、资料馆奔走调研时,在一片迷茫与沉重中写下了这样的文字:“这是一段被沉埋得太久了的历史——整整半个世纪!”

(原标题:广州南石头日军细菌战屠杀记录者呼吁尽快建纪念馆)

二十二年前,现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谭元亨在广州白云山、南石头、中山医和各大档案馆、资料馆奔走调研时,在一片迷茫与沉重中写下了这样的文字:“这是一段被沉埋得太久了的历史——整整半个世纪!”

1942年1月至1943年,为缓解占领区压力,日军将数十万香港难民遣返回广州,关押至珠江转弯处的南石头周边,并由“波”字8604部队主导了惨无人道的细菌战屠杀。由于种种历史原因,南石头屠杀在战后被极大地掩盖和忘却了。直到谭元亨和调研小组第一次实地走访,他们只找到四五十名幸存者。

2017年年初,已知的最后一名幸存者也去世了。年近70的谭元亨还在继续奔走,为争取南石头屠杀课题立项、建立纪念馆、保护遗迹而苦心呼吁。

谭元亨位于华南理工大学教职工公寓的家中,堆满了几整墙的各类书籍和研究资料。略显瘦削的谭教授在文山书海中十分不起眼,但一提起南石头大屠杀,他马上找到相应的资料,细细追述。好些资料是二十年前著作的,调研的新进展断断续续而缓慢,对此,谭元亨也颇感无奈。

日本兵揭发细菌战

谭元亨仍然记得二十多年前第一次来南石头调查的情形。上世纪90年代初,谭元亨住在桂花岗,离广州电视台不远。从事传统文化研究的他受电台邀请,正在为抗战胜利50周年筹划剧本。

1994年初,从广州部队转业到广州电视台的文学部主任沈冠琪,手头拿着一份1993年的日文原稿《走向战争都是罪恶》,辗转找到了谭元亨。谭元亨找朋友译出得知,一位名叫丸山茂的日本老兵揭发,日军曾在广州“滩石头”实施过细菌战,杀害了不少粤港难民。然而,“滩石头”这个地名却让谭元亨一时困惑,一番调查走访后,他发现靠近江边古炮台的地方有个南石西,原来叫南石头。为此,他请教了老朋友陈安良博士。后者曾在抗日战争时期担任军医,从事防疫工作,是著名的法医学专家。

不久,陈安良通过史料查证出,日军曾在南石头设立检疫所,旁边还有一所日军监狱或集中营。得到肯定后,谭元亨带领学生联系当地居委会、工厂办等,终于找到了“第一证人”——一位当年的直接受害者。随后两年中,谭元亨又带领调研小组和电视台陆续走访多次,采访了四五十名幸存者,真相逐渐被揭开。

最后一位幸存者过世

谭元亨教授也是幸存者的后代。他的父辈在1942年香港沦陷后经陆路陆续返回广东。为了活命,一家人甚至从路上的牛马粪便中,抠出没消化的玉米粒来吃。“如果走水路,可能今天就没我了。”

1942年~1943年,日军施行“归乡政策”,大量遣返港民回广州。一批批经水路坐船回粤的难民,一到南石头就被截住做检疫并送往难民所,难民船填满了珠江江面。

幸存者何琼菊当时在一条船上,她曾回忆,“我们在船上住了一个多月。原来船上有480余人,到我侥幸逃走时,只有40余人。”另一位幸存者钟瑞荣也证实,“至少有七八百条船,根本看不到江面。”由于已过去半个世纪之久,谭元亨在南石西村、南箕村、棣园村等地尽可能找到幸存者,互相印证。

而让白发苍苍的老人们回首这段历史,谭元亨得到的多是片段:被抓入检疫所喂毒蚊子,每天死去的难民成堆,抬尸体的猪笼车全部用坏……

在五羊自行车厂,两个化骨池被指证出来,用于临时处理死去的粤港难民。溽热的华南气候让尸体化成了水,只剩下累累白骨。“一层尸体,撒一层白灰,两个化骨池,每个有一间房那么大。”幸存者的证词让谭元亨觉得,“越深入越可怕。”

虽然记录了每个人的幸存过程,但这场民间的调研行为没有寻找到更多的幸存者并建立档案。有些老人再去走访的时候,身体每况愈下,已经难以给出新的证词。这让谭元亨于心有愧。

今年年初,已知的最后一位幸存者钟瑞荣89岁过世。

二十来年,谭元亨对幸存者的调查断断续续,没有大的进展。

我们离真相还有距离

现在,南石西村的许多建筑空空落落,十分荒凉,原住民已经不多。“曾经采访过的没有一个还活着。”谭元亨无奈地摇头。

旁边的广州造纸厂等地面临拆迁改造,谭元亨也很着急,“等这些遗迹被拆掉,就再也找不到历史根据了。”

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,难民所已经被广州造纸厂取代一新,只剩下两层楼的检疫所。上世纪80年代广州造纸厂搞基建时,挖出几层尸骨,是一个长50米、宽100米左右的万人坑,其后,一部分尸骨被运到增城掩埋。

但由于日本在广州的细菌战是间谍性质的,极为隐秘,即使是8604部队成员也互不知情,而日军在撤走时几乎销毁了全部证据,将这些发现直接与南石头屠杀联系起来仍有困难。直到1993年丸山茂给出了第一份证词。

为证明真实性,丸山茂于1995年7月和11月,两次来到广州指证,并下跪谢罪。他去了中山医学院,这里曾被作为波字8604部队总部,仍然能发现日军使用过的柜子和废旧实验室,曾用于细菌实验和残酷的活体解剖。丸山茂熟悉地指出培养细菌、做实验等地方,他感到十分沉重,“即使你们拿起石头来打我,我也是罪有应得。”

让谭元亨遗憾的是,丸山茂两次来穗,只是由翻译带去各处指证。“理应有人和他详谈一次。”

当年7月,南石头立了一块简单的纪念碑。“上面的内容可能有误,被害人数只写了2000人。”谭元亨说,陈安良博士曾根据化骨池面积推算,远不止这个数目。钟瑞荣的证词里,也提到至少十万人被杀害。而香港沦陷期间总人口有150万人,到日本投降时,只剩下60万人。

近年来,调研小组成立了香港抗战历史研究会,也向全国政协提交了提案建立纪念馆等事宜。然而,七七事变纪念日、南京大屠杀80周年的时间点都已过去,谭元亨担心,“我们离真相还有距离。”

责任编辑:李梦怡